1835年是Chopin生命中最重要的轉折點，這一年有幾件重要的事情發生，它深深的改變了蕭邦一生的軌跡與他的個性，第一件事情當然是在熬了將近4年之後，8月1日Chopin終於正式的取得了法國國籍，有了法國護照，這入籍法國的事情他並沒有跟家人商量，完全是他自己一個人所做的決定，也就是說，他不想要做為一個「波蘭人」，而是要成為流亡在法國的「波蘭移民」。4月11日父親Mikołaj 寫信問道：「順帶一提，我們去溫泉療養的計畫仍照常進行。…那段時間你打算怎麼安排？又準備前往哪裡？」所以蕭邦在8月1日拿到護照後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與父母約在Karlsbad（今 Karlovy Vary）相聚，這也是因為他並不想回去那個現在被三強瓜分的波蘭，寧可自願做個流亡海外的波蘭移民。
在8月5日到9月6日，他與父母在分別5年後終於可以重新聚首共享天倫之樂，這對於蕭邦而言極為重要，家人是他一生中最親近的人，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們。8月16日蕭邦的父親Mikołaj寫信給華沙的家人說：「他從我的信中得知我要前往 Karlsbad，便想給我們一個最令人喜悅的驚喜；他放下巴黎的一切工作，連續趕了幾個夜晚的路，只為比我們更早抵達這裡。
他一點也沒有改變…我們都流下了喜悅的眼淚。」Fryderyk 則寫道：「我們的喜悅無法言喻！…這一切我過去始終只是期待，而今天，幸福終於成真—幸福，幸福，再幸福…」9月6日Chopin與父母離開 Karlsbad 前往 Dieczyn，下榻於Thun-Hohenstein伯爵夫婦府上，他們的子女是(Anna、Juża 、Bedřich)Chopin 在巴黎的學生，9月14日與父母依依惜別，蕭邦的父母返回波蘭，他與他們從此沒有再相見過。
第二件事情是，往昔的鄰家女孩跟他取得了聯繫，蕭邦動了凡心，想要結婚。蕭邦在1834年7月18日寫給Feliks Wodziński的信中寫到：「你的姊妹如此慷慨，竟寄給我她的作品。我無法言喻自己有多麼欣喜。就在收到作品的當晚，我立刻在這裡的一間沙龍中，即興演奏了一段樂曲，主題取自那位可愛的 Maryna 的創作—很久以前，我們曾與她一起在 Poznań 的宅邸裡嬉戲奔跑。而今天！我冒昧地將我最近出版的一首小圓舞曲，獻給我尊敬的同僚 Mlle Marie。願這首作品能帶給她百分之一我收到她的變奏曲時所感受到的喜悅。
請代我擁抱親愛的 Antek；如果可以的話，請用無盡的愛憐把 Kazio 親昵地疼愛一番。至於 Panna Marja，請在她面前以最優雅、最恭敬的姿態行禮，帶著驚嘆之情，並在心中對自己說：「天哪，她竟然已經長大成人了！」信裡的這位Panna Marja就是蕭邦唯一曾經進入過準婚姻狀態的Maria Wodzinska (1819.1.7-1896.12.7)。
Chopin在離開Dieczyn抵達Dresden後，Wincenty Wodziński一家與他相聚。他們的兒子Antoni曾寄宿於Chopin父親在華沙經營的寄宿學校。在這段聚首中，波蘭將領Józef Krasiński伯爵記錄道：「Chopin 並未在 Dresden 舉行公開音樂會，而是在 Wodziński 家的一場私人晚會上，為受邀賓客演奏自己的作品、即興演奏以及變奏曲，其中包括《Dąbrowski's Mazur》〈波蘭尚未滅亡〉(Jeszcze Polska nie zginęła)（，Poland Has Not Yet Perished），蕭邦根據這首波蘭抗俄的愛國歌曲即席演奏出精妙的變奏。…整整一個晚上，他令我們陶醉不已。」
然而，隔天早晨，Krasiński 被召至俄國大使館接受質問：「你怎麼會出現在一個演唱愛國、革命歌曲的家庭裡？」Krasiński 回答：「那些根本不是革命歌曲，而是古老的歌曲；而且也沒有人演唱，只是 Chopin 以一首古老 Mazur 的旋律作為主題即興演奏變奏曲。我事先並不知道他要演奏什麼，更何況，在別人家裡，我又怎能規定一位音樂家應該如何即興？」俄國大使館秘書Richter回答說：「如果，先生，您希望成為帝國忠誠的臣民…您就應該把像 Chopin 這樣的煽動者直接趕出門外！」這事情導致Krasiński伯爵的居留證未獲續發，而Wodziński一家則被「勒令離開 Dresden」。9月22日蕭邦在Maria Wodzińska的紀念冊中寫下《降E大調夜曲，作品9之2》的前三小節，並在紙張背面親筆寫下法文：「soyez heureuse」—「願妳幸福。」9月24日Chopin 將《降A大調圓舞曲》的手稿題獻給Maria，這首曲子在蕭邦去世後，以作品編號69之1出版，這就世著名的「離別圓舞曲」，我們現在來聽這首耳熟能詳的樂曲。
瑪麗亞・沃津斯卡（Maria Wodzińska，1819–1896）是波蘭藝術家，曾與蕭邦訂婚。她出身貴族家庭，曾在日內瓦學習鋼琴與藝術，才華與美貌兼備，也曾受到詩人與政治人物的傾慕。她與蕭邦的婚約雖未能實現，卻成為蕭邦生命中一段重要的感情。
9月26日Chopin 離開 Dresden，啟程前往 Leipzig。Maria Wodzińska 寫信給他：「星期六，當你離開我們時，我們所有人都帶著悲傷、眼中含著淚水，在那間幾分鐘前你還與我們同聚的客廳裡徘徊。…母親不時提起她『第四個兒子—Fryderyk』停留期間的一些小事。…前幾天，我收到《如果我是天空中的一輪小太陽》(dybym ja była słoneczkiem na niebie)以及《除了你，我不願為任何人照耀》(nie świeciłabym jak tylko dla ciebie)(註：歌曲《願望》又名《少女的願望》)，可是我沒有勇氣唱它，因為我害怕，既然它屬於你，我一唱便會把它完全唱壞，就像《戰士》(Wojak)一樣。我們始終遺憾，你的姓氏不是 Chopiński，或者至少沒有任何其他標誌能讓人一眼看出你是波蘭人。…願上帝保佑你（僅此而已）。童年的朋友，不需要那些客套話。」
Maria Wodzińska小蕭邦9歲，在他們一家5個孩子中，有3個就曾經寄宿在Chopin父親在華沙經營的寄宿學校裡，在華沙期間兩家人也有著往來，Maria 是個藝術才女，她不但是John Field的鋼琴學生，同時也在日內瓦學院學習繪畫，現今廣為流傳的蕭邦水彩畫像，就是Wodzińska在次年1836年為蕭邦畫的，10月Maria 的哥哥Antoni寫信給母親說：「我們天天見面。…我抵達後的第一個晚上，就和 Fryderyk 一起去了歌劇院。…Fryderyk 從鋼琴前站起來說：『替我告訴他們，我深深地愛他們每一個人，非常、非常地愛。』」
12月15日父親Mikołaj寫信給兒子：「從你的來信看來，Dresden 的停留對你而言十分愉快，因為你打算明年再前往那裡。」大姊Ludwika則根據Chopin在華沙期間的贊助人 Luiza Linde 的敘述，半開玩笑地暗示道：「噢，Maria 已經擄獲了你親愛的心。」
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，蕭邦從這夏天年輕時的舊疾復發，罹患嚴重的支氣管炎和喉炎，身體變得極為虛弱，10月初從 Leipzig 返回巴黎（Paris）的途中，Chopin 經過 Frankfurt-am-Main。由於健康狀況不佳，他在 Heidelberg 停留了一段較長時間，之後經 Strasbourg 返回巴黎。據說他那時病重到幾乎以為他會去世，甚至還留下了遺書，1月8日「華沙信使報」(Kurier Warszawski) 特別刊登消息，澄清先前流傳的Chopin死訊純屬謠言。從這時候開始到蕭邦去世為止，肺結核逐步奪去他的天真歡樂，個性逐步變得扭曲難搞，但做為補償的是，他的音樂開始有了來自靈魂更深處的感受，終於使得他的音樂能夠流傳百年。
1835年蕭邦完成的曲子最主要的還有3首，一首是人人皆知的《升C小調第四號即興曲－幻想即興曲，作品66》，另一首是作品34之1的《降A大調圓舞曲》，由於要談論《G小調第一號敘事曲，作品23》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做詳細的介紹，所以我打算留到下一集再做，今天我們就先來聽其他曲子，首先我們先快速的聽一下《幻想即興曲》，根據他的好友Jules Fontana在1855年5月將蕭邦的遺作整理出版時，在前言中所寫的： 「我們曾多次親耳聽他表示，希望將本集中的某些作品正式出版。不過，其中有幾首原本只是為了紀念摯友而寫，出於他一向細膩而體貼的性格，他並不願將這些作品公諸於世。至於其他作品，他向來習慣將手稿長時間保留在身邊，遲遲不肯交付出版；究竟是出於一時興致，還是天性中的漫不經心，總之，它們便一直靜靜躺在他的文件夾中。」
「其中大部分來自他逝世後家人整理出的遺稿；有些來自友人的紀念冊；另一些則是作者生前於不同時期親自贈與我們的手稿。在選輯過程中，我們始終嚴格遵循 Chopin 自己對作品的評價與取捨，凡是他不喜歡的作品，乃至我們認為他若仍在世也會否定的作品，我們一概不予收錄；另一方面，我們則充分尊重他的偏愛，甚至包括那些只有藝術家才會有的任性。」
「自幼年起，他便以即興演奏的豐富想像力令人驚異。然而，他從不炫耀自己的天賦。只有極少數幸運者曾聽過他連續數小時即興演奏，奇妙無比，而其中從未引用任何一位作曲家的旋律，甚至連自己的作品也絕不重複。因此，如果我們說：他最偉大的作品，其實只是他即興創作的倒影與回聲，那些親耳聽過他即興演奏的人，絕不會反駁我們。他的靈感，如同一股永不枯竭的洪流，其中翻湧著無數珍貴的素材。偶爾，大師從這股洪流中舀起幾瓢，倒入作品的模具之中；而那些看似隨意取出的片段，竟全都盛滿了珍珠與紅寶石。」
Julian Fontana當時手中有的是一個草稿，1960年在Sarah Frances d'Este男爵夫人個人收藏的專輯中找到另一份蕭邦的手稿，我們才知道這是1835年男爵夫人委託蕭邦創作的訂製樂曲，所以蕭邦並沒有將它付梓出版，d'Este男爵夫人原名Frances Sarah Kibble (丈夫是Charles Michel Oscar d'Este)，小蕭邦一歲，是熱心的藝術愛好者，Ferdinand Hiller也曾經寫過一個短曲子送給她。d'Este的版本與Fontana的版本有著少數幾個音的差異，不過今日仍然多半採用Fontana的版本。 蕭邦在這一年還寫了兩首短短的的Mazurka，一首是為Anna Młokosiewicz所寫作的《G大調馬厝卡舞曲》，這後來被當作遺作作品67之 1號出版，另一首則是為Adelina Hoffman寫作的《C大調馬厝卡舞曲》，被編為遺作作品67之 3號出版。此外這一年Chopin還創作了《降A大調第二號圓舞曲，作品34之1》；在1830年聖誕節前夕待在維也納時，蕭邦寫道：「在Vienna 的眾多娛樂中，旅館的晚間活動最為著名。晚餐時，Strauss (老)或Lanner會演奏華爾滋；他們就像當地的一家子人。每演完一首華爾滋，都會得到熱烈掌聲；若演奏一段混合歌劇、歌曲與舞曲的拼貼，聽眾更是欣喜若狂，不知所措。這顯示了 Vienna 公眾品味的墮落。」把老約翰．史特勞斯在1830年創作的《維也納女士梳妝圓舞曲》與Chopin 1835年的《降A大調華麗的圓舞曲》前後放在一起，您就會理解蕭邦說的：「Vienna公眾品味的墮落」究竟指的是什麼來的。
